中国父母向来有“望子成龙”的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光宗耀祖”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们将教育变成了一种攀比。他们在乎的是孩子是否上名校，而不是孩子是否适合上名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成为了父母实现自己梦想的工具，他们过的不是自己的人生，而是父母希望他们过的人生。
名分等级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
** 近一件事再次引发我对中国教育的担忧。一是，前不久跟一位美国 ** 大学金融教授谈博士研究生招生政策，他说他们今后可能不再招收中国博士研究生了。
这不是种族歧视问题，他自己也是中国人，而是因为过去多年的中国学生，开始学习成绩都好，后来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时，都表现不好，没办法找到一流大学教职。所以，他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培养中国学生了。
实际上，不只是他们大学有这个打算，即使我所在的耶鲁和其他大学，也讨论过同样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从那以后，就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
以2015年为例，美国的前30名金融系毕业的博士中，来自中国的不少，但找教职岗位 ** 成功的是去了加州理工学院，那个大学当然不错，可是，这么多中国博士生中没有一个被前10名或前15名金融系招聘。
由于这些博士都毕业于 ** 金融院系，这一结果很让人失望，各学校投入的资源和教授精力那么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中国人天赋好，又聪明勤奋，但为什么结果会如此令人失望，跟美国人差别那么大呢?答案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包括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养育方式;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坏在我们推崇的“顺从听话”和孝道文化上，这些文化烙印实际是中国人一辈子的包袱，走到哪里都无法丢掉，到哪里都吃亏。
选择专业多来自父母安排
很多父母可能从来没有问过，更没有想过“什么是 ** 好的学校”，“什么是 ** 好的教育”。学过优化理论的人都知道，“好”“不好”“较好”“ ** 好”这些价值判断都只能是相对的，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相对于谁”“相对于什么”，因为不存在没有度量指标、没有参照系的“好”和“ ** 好”。
于是，在不问不想的情况下，往往是根据父母自己认为“好”的标准去选择“ ** 好”的学校和专业，等于让子女去过一种父母认为好但子女自己未必认为好的职业和生活。有时候，这实际上是迫使子女去实现父母自己没有能实现的专业梦。
或者，就是一窝蜂随大流，去追求大家都认为 ** 好的哈佛、耶鲁或者北大、清华。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哈佛耶鲁好、北大清华好”时，他们也说不上来。
好与不好，只有基于子女的个人兴趣、偏好、个性和天赋才有意义。否则，不仅没有意义，而且很容易造成天赋与人才的浪费，结果只会是子女学习、工作没有热情，无精打采，每天因为在做自己没有感觉的学习或工作而特别累，而且会时常抱怨，对生活、工作失去兴趣。
在物质产能过剩、物质这么丰富的今天，温饱不再是个问题。父母可以给子女 ** 重要的礼物是给他们提供经济条件，让他们追求自己的兴趣、选自己有激情的事业。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子女的父母显得太自私、太不尊重子女，这包括学校、专业、工作和婚姻恋爱。
传统社会秩序压抑个人成长
之所以中国人跟美国人的差别这么大，也当然跟中庸和孝道文化紧密相关。在中国长大的过程中，父母等周边的人都教你“乖乖听话”、听长辈的话。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见到比自己年长的，都要小声讲话，要顺从听话，不能挑战长者和权威的言论。
由于三纲五常，长辈、年龄是中国社会名分等级秩序的 ** 重要组织维度，这种等级秩序压制个性的表达，使我们长大后本能地安静、讲话谨慎又谨慎。美国社会是另一极端，没有鲜明的基于年龄、长幼的等级秩序，大家以理服人，而非以年龄大小压人，所以，就更加促长美国人辩论能力、表达能力的发展。
语言当然是中国人的弱项，但实际上更根本的原因不是语言，而是儒家的名分等级秩序，这个秩序使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持续不断地压抑，任何有个性的表达和质疑都会招致重罚，以至于等我们长大成型时，我们每个人都成了只会做事、不会作声的人，只有干苦力的“硬本事”，没有“软本事”。
今天的世界已经高度一体化了，为了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在国际竞争中更能胜出，津桥移民认为，一方面必须改变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把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重点放在“做人”的通识与思辨训练上;另一方面，让孩子从小受美国教育的熏陶。移民之后，很多家庭的孩子变得自立自强，心胸更加开阔，视角放得更开。与此同时，家庭总资产也获得更高的配置。如果可以，尽量早的开始计划，无论是移民享受美国的福利待遇还是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海规划，都是一种无法复制的优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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